家与国之间的紧密关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面向。这种文化面向集中反映的家国同构理论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伦理标准和政治文化基础。同时，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家国同构往往成为统治者实现政治利益的工具。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家国同构进行再阐述，并且运用于实际之中，使家庭治理与国家治理相贯通。

家国同构不仅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更是现代社会治理的资源。通过将其融入家庭建设、家风家教以及理想信念等各个方面，可以更好地实现家庭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要将家国同构融入治国理政过程中，秉持家国情怀，将国家命运与个人福祉、家庭幸福紧密相连，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所谓“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随着朔州市婚俗改革工作不断推向深入，如今，简约、时尚、文明的婚嫁新风在朔州大地渐成风尚，正悄然影响着一对对新婚夫妻和一个个家庭。家庭稳，社会稳，以婚俗改革推动基层治理，是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健全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机制”的创新举措，是加强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朔州方案”，为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高质量发展，以家庭和谐促社会和谐，以“基层之治”谱写“中国之治”的新篇章，提供了朔州智慧。

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中华文明赓续的根系工程，也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石。“政府 + 学校”协同运作新模式，既是对“家国同构”文化基因的现代诠释，更是教育生态与公共治理的深度融合。政府以法治化、系统化的上层设计筑牢家风建设的制度保障，学校以专业化、科学化的教育实践激活家庭家教家风地的内生动力。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当政府的制度优势与学校的教育智慧交织共振，当祠堂里的古老祖训化作校园中的德育课程，当千万家庭的精神灯火汇聚成民族复兴的文化星河，我们终将见证跨越数千年的家庭家教家风思想传承，正在新时代的土壤中绽放出守正创新的文明之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家庭家教家风关乎千千万万个家庭，千家万户的幸福路，就是社会发展的进步路。聚焦家庭“小切口”，破解社会“大问题”，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等待着新时代的青年智慧、青年方案、青年力量。

作为社会有生力量，青年一代亲历着互联网时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与巨大变迁，思维活跃，眼界开阔，对社会结构、家庭矛盾、代际观念等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领悟力，在家庭、婚姻、教育等传统社会问题上有独到见解，拥有发现问题并积极寻求破解之道的强烈社会责任感。青年一代应积极发挥自身优势，投身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新思维、新路径、新方法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注入新鲜血液，成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主力军。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红色家风于铸魂育人，引导家庭成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具有重要作用；亦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于家庭与社会的同频共振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集体记忆理论是研究社会群体如何建构、传承和利用共同记忆的理论框架，红色家风作为社会成员共筑革命记忆的重要载体，为革命精神记忆框架的家庭化，记忆实践的日常化提供有力依托。

本研究发现，于家庭内部，集体记忆与红色家风可达成有机结合与深度互动；而社区红色家风建设行动，如廉政教育、记忆展览、居民议事厅与红色庭院等品牌项目，则从选择性重构、符号化表达、仪式化实践与代际传递角度进一步深化红色集体记忆，并促成价值引领、情感联结与社会整合，反作用于基层治理。胶东红色家风建设，从家庭这一社会治理的微单元入手，充分激发革命精神对行为规范、社会风气的源头活水作用，反哺社会海晏河清，为推进共建共治共享提供良好范例。

约翰·杜威曾提出个体道德构成的三个部分：知识、情感和能力。他认为，道德知识能增加道德兴趣和发展道德卓识，并且授予必需的道德智慧，使得这种兴趣能够在实践中生效。而道德知识指的则是人们对道德原则、行为的认知判断。只有明晰正确的善恶观、价值观的具体内涵后，才能够塑造有道德的人和群体，形成良好风气。《礼记》曾言“一道德以同俗”也是说要有正确统一的道德知识，才能统一风气。而“仁和·好家风”的入选家庭，则是正确善恶观，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他们的事迹言行承载着道德知识。通过了解他们的家庭故事，家风家训，居民知道一个好的家庭应是如何的，才有努力靠拢的方向。

道德习惯的形成与情感分不开。梁漱溟曾言“因情而有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情感和欲望才是完成既定目标的动机。“仁”是儒家追求的一大目标，而这个目标的达成也是通过情感的推己及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对父母之心发散到对身边人。可见情感之于行为的重要。而情感的前提是“感”，王阳明言“心之本体,常常是寂然不动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心灵受到刺激，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后才触发情感。《礼记》“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讲的也是这个道理。而家风评选活动一是展现了家庭成员之间尊重爱护的情感，为我们提供了将美好情感推己及人而做出道义的行为，形成良好家风的范例；二是所评选的家庭都来自身边邻里，始终生活在我们身边，对我们产生影响，他们的家庭故事离我们更近，更能够触动我们，让我们“感”而产生情感，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进一步养成道德习惯，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俗语深刻地体现了家中老人在凝聚家风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农村地区，如果还有老人健在，那么在老人的凝聚力作用下，这个家族还可以团结到一起，形成一种凝宗聚族的良好家风。特别是在过年期间，一大家族的成员从四面八方赶来，团聚在一起。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着年夜饭，分享着过去一年的点点滴滴。孩子们在院子里嬉笑玩耍，大人们则在一旁畅谈家常，呈现出一片其乐融融的祥和景象。老人作为家族的长辈，他们的言传身教、为人处世的方式，都会对家族成员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们传承着家族的传统美德，如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勤劳善良等，让这些美德在家族中代代相传。

尽管农村地区在逐渐式微，发生在农村地区的家教也无法发挥出过去那种巨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带有浓浓乡土气息和故乡情节的家教氛围，仍然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在未来仍将长期存在。它承载着农村的文化传统和家族的希望，是农村家庭传承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庭系统理论关注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文化传承理论则强调家风对文化传承和社会稳定的作用。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对中国基层社会进行了深入观察与思考，得出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熟人社会”属性及人伦关系为“差序格局”等一系列结论。“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而“家风”对人的熏陶也以这样一种“习”的形式存在，在广泛的基层家风建设实践中，春风化雨地渗透进每个个体的生活实践中，进而提高个体文化修养，助力基层建设顺利进行。

通过对泉州市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调研，我发现当地妇联组织正积极探索利用新媒体平台推广家庭教育的创新路径。泉州市已构建起全方位的新媒体宣传矩阵，晋江市妇联的白小花话家教系列短视频以及石狮市宝盖镇宝妈你好志愿服务队的线上家庭教育直播课程，均体现了"互联网+"时代家庭教育指导的新模式，有效扩大了优质家庭教育资源的覆盖面，补足了城乡资源分布不均的短板。

然而，新媒体推广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从视频播放量和互动数据看，传播效果不佳，与当地人口基数形成较大反差；另一方面，家长参与意识薄弱，互联网资源的无序竞争，以及官方资源缺乏系统性和专业性，都制约了工作成效。

对此，我认为应当从四个方面改进：提高家长对家庭教育指导的重视度，建立互联网资源筛选机制，构建系统化的家庭教育指导资源体系，优化"公众号+短视频+社群+线下活动"的立体化传播网络。唯有整合多方力量，才能让数字时代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实现精准触达与有效服务。

在泉州的社会调研之旅中，我深刻体会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治理之间的微妙联系。漫步于泉州府文庙——这座东南地区现存规模最大的孔庙古建筑群旁，我不禁思考古典智慧在当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孔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的教诲，在实地调研中获得了新的诠释——既要有理想的高度，更要有务实的态度。

通过与泉州市妇联的深入交流，我感受到基层工作者对家风建设的执着与忧思。他们既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也是时代变迁中的思考者。这次调研使我明白，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恰如柏拉图描述的策马火炬赛——每一代人都肩负着接过火炬并传递下去的责任。在实践中体悟古典智慧，在行动中诠释现代价值，或许正是解决家风家教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耐心，无论是对行动的坚持还是对思想的提炼，都是打通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品质。

在泉州基层的走访中，我始终关注政策目标与地方实践之间的张力。国家层面的“家教家庭家风建设”政策如何在本土落地？这一问题的答案需从制度设计与地方文化的互动中寻找。本次调研让我深刻体会到，基层治理既是一场制度与文化的对话，也是一次资源与行动的博弈。泉州的经验表明，政策落地不能仅靠刚性制度或柔性文化“单腿走路”，而需在二者动态平衡中寻找适配方案。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追踪政策执行的长周期效应，尤其关注制度韧性如何经受住地方社会变迁的考验。

面对人口结构变化、传统文化衰退等挑战，客家家庭家教家风的传承需要在新时代寻找新的发展路径。首先，需加强家庭教育与现代社会需求的结合，引导年轻一代理解并践行优秀家风。例如，在教育方面，既要传承尊师重教的传统，又要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如线上课程、家庭教育讲座等，提升家教的现代化水平。

其次，需推动社会组织和政府力量介入，鼓励村庄举办更多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活动，提高年轻人的参与度。如在春节期间开展传统文化讲座、家风故事分享会、民俗体验活动等，以增强新生代对客家文化的认同感。

最后，需探索新的家庭联系方式，在社会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如微信群、短视频分享等）维系家族间的互动，确保家风家教的传承不因地理距离而中断。同时，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返乡创业、支持乡村文化振兴，为客家家庭的稳定和家风传承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从本次调研的发现来看，温州乡镇地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现状和父母在其中的作用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温州乡镇地区的家庭教育多由父母主导，父母的在场感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而父母的职业背景和社会关系又为家庭教育提供了不同的资源和视角。这种父母主导型的家庭教育模式，以及父母在家风家教中的多维影响，能够为其他乡镇地区提供实践经验，尤其在家校合作和父母教育理念提升方面，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家风正，则乡风淳；乡风淳，则基层稳。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水平的关键环节。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培育良好的家风不仅能够引领乡风文明，还能为农村基层治理提供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一方面，以优良家风涵养文明乡风。通过弘扬尊老爱幼、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等传统美德，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融合少数民族特色优良传统文化，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要以家风建设助力基层治理。将家风建设融入村规民约，发挥家庭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通过本次的寒假调研活动，我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我感受到了群众对于家庭建设的重视和对于和谐社会的期盼，也发现了城市和农村在家庭建设意识方面的差异，以及在某些方面社会宣传引导的不到位。总体上来讲，受访家庭能够做到对自身的家庭建设情况有科学客观的认识，相较而言，城市的家庭建设工作比农村地区做的更加到位，父母的学历水平和职业对于家庭建设的水平高低也有一定影响，本次调查对于更深入地研究城乡家庭建设的差异以及经济水平、学历水平、夫妻关系对于家庭建设水平的影响、如何用优秀传统家训文化赋能现代家风家教建设、传统家教家风在现代的坚守与未来走向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积极培育三家文化品牌，促进治理成效可持续发展。在家庭引导中，应当鼓励老一辈讲述优秀传统文化与家庭美德，如勤劳、善良、节俭、尊老爱幼等；年轻一代在传承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需求进行创新，融入现代创新理念和市场意识，发展新兴农业项目，带领乡亲走向共同致富。在基层治理中，应当通过“物质激励激活主体性、文化浸润强化认同感”的双重机制，推动“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力量”，从“站着看”再到“跟着干”，强化邻里情感联结，凝聚三家建设基层共识。第一，强化经济激励，建立村集体反哺机制。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特色，培育三家文化品牌；鼓励家庭以非遗技艺等文化资源与文旅公司深入合作，推广“文化红利”共享模式，推动家庭从“旁观者”转变为“主力军”，为三家建设融入基层治理机制注入持久动力。第二，深化精神激励，以文化认同激活家庭内生动力。在家庭层面，建议通过将积分纳入党员考核评价体系、每季度汇总评选公示“最美家庭”、建设“家风荣誉榜”等方式，构建村级荣誉体系，形成“一人得誉、全家光荣”的家庭价值认同；在集体层面，建议通过打造三家文化品牌，积极对外宣传，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激活乡村集体荣誉感。

杭州实践揭示：家庭治理现代化不是传统与现代的简单叠加，而要在“温度”与“精度”的动态平衡中开辟第三条道路。这既需要激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文化基因，也要创新“数据画像不越界”的技术伦理，更需构建“政府引导-家庭参与-市场协同”的共治生态。未来的治理创新需要更深层的制度突破，构建全国统一的家庭数字画像伦理准则，建立数据采集的"负面清单+动态评估"机制；更重要的是，要在社会治理总格局中给予家庭治理应有的战略地位，使其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微观基础。

作为基层治理的基础环节，女性参与同样能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发挥优势。习总书记指出：“要讲好家风故事，引导广大妇女发挥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营造家庭文明新风尚。”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看，家庭建设中女性参与的强化，是社会互动中女性气质的展演。为了维护固有性别观念中温柔、和善、有同情心、以家庭为本等女性气质，女性行动者需要通过对家庭成员的关怀和照料维护自己的性别属性。然而，女性气质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不断扩展，与社会文化的各个环节彼此塑造。进入新时代，我国女性权益不断发展，对于女性的社会期待正在更加开放、多元和平等。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前沿阵地，在杭州市家庭家风家教建设的过程中，许多女性参与者都传递出“走出家庭”的声音与行动，让创新创业、艰苦奋斗等非传统的“女性气质”元素加入到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来，女性参与在基层治理中日益重要。在家庭以外的领域，作为劳动者、创新者的形象赋予传统女性气质以新的内涵，扩展了基层治理中女性参与的形式与途径；对于面向家庭的基层治理，传统的女性气质依然契合工作要求，能够有效促进社区与家庭和谐，更多女性参与基层治理，独立自主、平等法治的价值导向更多惠及女性。进一步来说，应当期待随着女性气质的更新和扩展，在高层国家社会体系中看到更多女性身影，在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中得到更多女性参与，直到性别规范的差异不再对女性以及所有个人的发展产生阻碍。未来，应继续推动女性公共参与，优化社会支持体系，使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之间找到平衡，并在政策决策过程中给予女性更大的话语权。通过制度保障和社会文化的共同努力，推动性别平等，实现女性与社会治理的双向促进，使女性发展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积极动力。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在群体中寻求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家庭教育项目通过表彰先进、宣传典型，使得从前处于社会边缘的少数民族女性能够在家庭和社会中获得更多的认可和尊重。这不仅提高了他们自身的社会认同感，也对周围家庭产生了示范效应，带动更多家庭重视女性在家风建设中的价值和贡献。

丰宁满族自治县的家庭教育项目促进了少数民族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可见度，有助于提升她们的自我认同感和社会认同度。通过政策扶持、榜样树立等方式，使女性认识到，女性不再是被家庭禁锢的，而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建设有爱家庭、良好家风的。进一步发展，能够促进女性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甚至进入决策层，为推动社会公平与进步贡献力量。

县妇联主席康振华倡议：各级妇联组织要深刻领会并贯彻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同时，广大家庭要坚持“传美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扬正气”，抵制歪风邪气，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优家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共同营造相亲相爱、向上向善的社会氛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话语变迁，一字之差，背后体现的是理念和路径的优化，是对基层经验、专业意见、群众呼声等多元主体诉求的广泛吸纳。这一举措的直接收益就是更加符合地方文化土壤的治理智慧，更加具有基层实践效果的治理方式，更加财政友好的、充分发挥地方群众自主性的治理。这在本次调研中的螺阳镇尾透村惠女调解室、惠安县紫山（仕尾）郑氏家风家训馆等处都有着鲜活的例证。

社会组织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中展现出独特优势，凭借“专业赋能—身份重构—服务创新”的三维行动逻辑，为家庭提供了科学、贴心且多元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专业赋能让科学服务体系得以构建，使服务更具专业性与规范性；身份重构搭建起信任沟通桥梁，能更好地深入家庭私域开展工作；服务创新则精准满足了多元家庭需求，实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这些优势彰显了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在家庭参与基层治理机制上，重庆市可以发掘“院坝制”和“微网格”的基层治理模式特点，推广家庭参与基层治理自治新模式。以江津区先锋镇保坪村的“院坝制”基层治理模式为例，通过科学规划院落、设置院落长和管理小组，搭建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平台，缩短乡村治理半径，打通了乡村治理“最后一百米”。“微网格”亦是同理，通过将原本的“以片区划分网格”转向“一楼一网格”、“一单元一网格”，设置楼栋长、组建微网格治理小组，将治理力量真正下沉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与每一个家庭接轨，有利于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此外，重庆市还应当在《重庆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家庭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家庭开展家庭教育、参与基层治理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帮助家庭树立家庭教育家长负责、基层治理人人参与的意识。

就本次调研地点山西省朔州市而言，代表官方权威的地方政府仍然侧重于从“治理”的角度入手自上而下地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朔州市政府开展“三家”建设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民转刑，刑转命”、婚育率出生率持续走低等家庭内部变化衍生的现实问题，逻辑是把“三家”视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工具和抓手，主要手段是出台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规、党委政法委牵头统筹部门力量，举办集体活动（如集体婚礼）以及做好基层矛调工作，效果是家庭矛盾能更及时解决，基层社会能更稳定。从“治理”的角度看，朔州市的工作是较为成功的。

杭州市的探索揭示了一条“非典型”治理路径：它既非完全依赖行政力量，亦非回归传统宗族治理，而是通过制度创新激活内生动力。这种实践的成功，深植于强社会网络与集体经济反哺的土壤，但其核心逻辑——以非货币化激励凝聚共同体意识——具有普适价值。

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人口流动与代际更替中维持治理韧性。当村庄逐渐空心化，当“桂花嫂”老去，当年轻一代对家训愈发陌生，这套机制能否持续运转？答案或许藏在两个方向：一是将治理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村民在“美丽经济”中看到可持续收益；二是推动文化传承的“代际对话”，让传统价值在现代语境中重获解释力。乡村治理从来不是静态的命题，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不断生长的过程，也是一场法律理性与乡土逻辑的对话。当村规民约戴上法治的“紧箍咒”，当“桂花嫂”们手握法律赋予的议价权，当积分数据流动在合规的轨道上——这样的治理，才能真正实现“秩序与活力”的共生。杭州市的实践，为这场漫长探索提供了有价值的注脚。